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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守文:經濟法的法治理論構建:維度與類型

文章來源:本文发表于《当代法学》2020年第三期。

   

  摘要:對于經濟法的法治理論,學界尚缺少系統研究,爲此,可以從“法”與“治”(或具體的良法與善治)兩個維度,結合經濟法領域法治建設的突出問題,揭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特殊性,並相應提煉其主要理論類型。其中,“立法理論”以及具體的“法律優化理論”,關系到經濟法立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包容性,是構建法治理論的基礎;而“法律遵從理論”和“法律秩序理論”,則關系到經濟法的普遍遵從與良好秩序的形成,是構建法治理論的關鍵。通過吸納傳統法治理論的合理因素並做出相應的理論拓展,在“繼承與發展”的理論揚棄中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既有助于從法治維度豐富和完善經濟法的運行論,深化經濟法的本體論、價值論和規範論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動經濟法治的發展,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自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以來,學界對法治問題的探討不斷深化,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強法治建設的背景下,在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期,有關法治的研究更加繁盛,從而爲提煉和構建整體的法治理論,不斷提升法治水平和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礎。

  盡管如此,在經濟法領域,有關法治問題的研究仍較爲分散,系統的法治理論尚未形成。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規制的強化,經濟法制度得以大量生成,經濟法的法治體系亦不斷擴展,亟待相應的法治理論提供支撐和指導。爲此,非常有必要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經濟法領域的特殊法治問題,通過對傳統法治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構建較爲系統的經濟法的法治理論。

  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可以從不同的維度展開。例如,亞裏士多德曾提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其一,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其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是已經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在上述著名論斷中,涉及兩個重要維度,即“良好的法律”與“法律的被服從”,其作爲“亞裏士多德法治公式”的核心內容,得到了後世學者的普遍認同,而由此形成的“法治雙維”的分析框架,對于經濟法的法治理論建構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其實,無論是上述亞裏士多德的“法治雙維”分析框架,還是將“依法辦事”作爲法治核心要義的普遍共識,都涉及兩個基本維度,即“法”與“治”,且目標都是構建“良善的法治”,或者更爲具體的“良法”與“善治”。其中,從“法”的維度看,良法對應于法的優良品質;從“治”的維度看,善治對應于辦事或治理的良好效果。由于良法主要涉及立法問題,它是法律獲得普遍遵從、實現有效治理的前提,是整個法治的基礎;而善治則是法治追求的目標,涉及執法、司法和守法等諸多方面,因此,從良法與善治兩個維度,即可審視法治體系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並由此揭示相關法治原理和規律,提煉法治理論的主要類型,這是構建法治理論體系的基本路徑。

  依循上述基本路徑,在經濟法領域,同樣可以從良法與善治的視角,解析經濟法運行存在的主要法治問題,揭示其中蘊含的相關原理,提出該領域法治理論的主要類型,從而推動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構建。從一般意義上說,全面體現法治理念的法治理論,要爲法治體系提供理論支撐,就應包含法治各個環節的相應理論,爲此,既應提煉經濟法的立法理論,從而爲良法的生成提供理論指導,也應提煉經濟法的執法理論、司法理論等,從而可以對是否實現善治進行理論檢驗。此外,從良法與善治的角度看,法治理論的構建應有助于推動法律優化,提升法律遵從,增進法律秩序,而由此形成的法律優化理論、法律遵從理論、法律秩序理論,同樣應成爲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重要類型。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將著重從良法與善治兩個維度,探討經濟法運行中的突出法治問題,並據此提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主要類型。本文力圖說明:明晰什麽是法和良法,並由此提煉立法理論和具體的法律優化理論,是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基礎;而強調守法與善治,並由此提煉法律遵從理論和法律秩序理論,是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核心和關鍵。把握上述主要理論類型,並將其整合爲經濟法的法治理論體系,有助于爲經濟法的法治建設提供較爲系統的理論支撐。

  二、構建法治理論的基礎:對“法”與“良法”的認知

  在既往的法治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主要从“法”的角度,關注“什么是法”“什么是良法”,以及如何更好地立法,由此形成的“立法论”研究范式,有力推动了立法理论的发展,这对于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同样有借鉴意义。为此,下面分别从“法”与“良法”的视角,探讨经济法领域的突出法治问题,并由此提炼相关法治理论。

  (一)基于“什麽是法”的探討

  从“什么是法”的角度,法学界通常会關注法的内涵和外延、实质与形式等问题,并揭示法律规范与其他规范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学界更注重区分实质意义的经济法与形式意义的经济法,探寻分布于各类经济法渊源中的经济法规范,并基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区别,强调落实法定原则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对经济法的法治理论构建具有特殊意义。

  從現實情況看,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通常會運用政策、法律、道德等多種手段,但既然強調全面依法治國,就應針對經濟法領域既存的“重政策輕法律”,以及大量“用政策替代法律”的問題,處理好政策與法律的關系,避免經濟政策與經濟法的“錯位”與“誤用”。爲此,需要對“法”或“法律”有明晰認知,並在經濟法的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領域,全面落實法定原則,從而不斷加強經濟法的立法統合,切實發揮其在經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认识,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都要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并进一步从法治维度,全面理解和体现法定原则的要求。例如,在税法领域,人们普遍關注的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究竟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还是包含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随着各类授权立法的不断增加,省级人大亦享有相关课税要素的决定权,这与税收法定原则是否相符?在税收立法中,规定国务院可以调整税率,是否违反《立法法》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又如,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实践中大量适用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并非经济法渊源,却在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影响市场主体行为、权益的重要因素,这是否违背法定原则?应如何对其进行定性和定位?类似问题不胜枚举,都需要通过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研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研討上述現實問題,涉及對“什麽是法”以及相關法定原則的基本認識,也涉及對法的穩定性、可預見性等法治問題的理解。在經濟法領域,有關法定性與政策性、穩定性與變易性、統一性與分散性的沖突比比皆是,這與我國改革、法治與發展的持續展開及其不平衡、不協調直接相關。對上述法治問題的探討,既要“繼承”傳統法治理論的研究成果,也應基于經濟法的特殊性,以及制度實踐的時空差異性,作出適度的理論拓展,並由此提煉相關的法治理論。

  其实,相较于传统法领域,作为现代法的经济法,在制度运行方面会更多涉及政策性、变易性、分散性等问题,这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所需要的应变性、灵活性,以及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的功能定位有关。基于促进发展的目标,经济法内含大量灵活、易变的促进型规范,并由此更多地体现包容性,这与传统法有较大区别。在具体的规范构成上,经济法由核心规范和边缘规范组成,其中,核心规范较为稳定,而边缘规范则具有突出的变易性,需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适时做出调整,以体现经济法的规制性,这是经济法制度结构的重要特点,在提炼法治理论时亦需特别關注。

  (二)基于“什麽是良法”的觀察

  對于何爲良法,盡管存在不同認識,但其作爲“好的法”,至少應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好的經濟法既要具有經濟合理性,也要符合憲法、一般法理以及相關基本法律的要求,這是確保立法質量優良的基准,否則就不能稱其爲良法。爲此,應針對經濟法立法領域的法治問題,從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角度加以觀察和檢驗,並通過明確經濟法如何走向良法,來提煉具體的法治理論。由于經濟法立法領域的法治問題頗多,下面僅選取其中的突出問題略加解析:

  1、經濟法制度建構的法治問題

  在经济法从无到有的制度建构历程中,存在大量亟待解决的法治问题。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普遍推行经济立法的“试点”模式,在相关行业、领域、区域推行立法试点,是经济法制度形成的重要路径。立法试点模式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其影响公平和法制统一等问题值得關注。一定时期的立法试点作为一种“试错”机制,其最终去留存在着不确定性,既可能被保留甚至推而广之,也可能被弃而不用。如果试点立法不能体现合理性、合法性(如沪渝两地的房产税立法试点的合法性曾备受质疑),就会有悖于法治原则要求,因而不属于良法。

  從法治的角度看,經濟法的制度建構應在法治框架下,充分兼顧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並由此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這才符合良法的要求。因此,針對稅收立法導致納稅人負擔過重,金融立法未能有效保護投資人和金融消費者權利,以及市場規制立法在保障公平競爭和保護消費者權利方面存在的諸多缺失,各類立法主體必須著力彌補其制度不足,以使其更符合法治原則和良法標准。

  2、經濟法立法升級的法治問題

  在我國多元的立法體制之下,形成了多層級的經濟法立法體系。在較低層級立法的“升級”過程中,普遍存在大量法治問題。例如,我國一直在推進多個領域的改革,導致某些領域難以形成統一立法,爲此,國家確立了立法上的“共享”模式,即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享有立法權的同時,還授權國務院制定相關行政法規,尤其在經濟立法領域,基于改革開放的需要,國務院及其職能部門已事實上成爲推動立法的主力,從而使立法層級相對較低的經濟立法數量大增,並導致許多制度長期變動不居。同時,由于認知能力、部門利益等諸多局限,立法主體之間的協調和制衡不足,立法質量不高,直接影響了經濟法的法治建設。爲了解決經濟法立法級次低導致的諸多問題,我國自2013年以來強調落實法定原則,不斷提升立法級次。尤其在稅收立法領域,基于“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更是將提升所有稅種立法層級作爲其主要任務。但僅僅把“某某稅收暫行條例”易名爲“某某稅法”,並不意味著就達到了良法的標准。例如,從《煙葉稅暫行條例》和《船舶噸稅條例》升級到《煙葉稅法》和《船舶噸稅法》,其前後規定的內容甚至形式都幾乎未改。這種“制度平移”式的立法升級,只是一種簡單的改頭換面,許多稅法制度的內在結構和功能並未優化,因而與良法的要求相去甚遠。

  上述立法升級、落實“法定原則”的努力,在法制不健全的時代,固然有其積極意義,但隨著法制的日益複雜和多元,僅靠形式上提升立法級次已無濟于事。只有切實提升立法質量,優化權義結構,推動多元立法體制下各類法律規範的協調配合,形成制度的整體合力,才可能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因此,不應將立法升級作爲法律優化的唯一路徑,應避免將“法律制定”簡單等同于“良法構建”。

  3、經濟法規範協調的法治問題

  已形成的大量经济法规范,分布于多层次、多类型的经济法渊源之中,确保经济法的规范协调非常重要。如果经济法立法体系中的各类法律、法规之间协调性不够,相关规范存在交叉、重叠、冲突等问题,即使某个具体法律、法规的立法质量再好,整体的经济法立法仍不能称为良法。鉴于目前经济法立法数量不足的问题已极大缓解,不断增进立法的协调性,应是未来经济法立法需關注的重要问题。

  基于规范协调的考虑,有不少学者倡导经济法的立法统合,即在一定的价值和原则引领下,对相关经济法规范进行有效的“系统整合”,从而提升经济法立法的系统性、协调性或一致性,发挥经济法制度的整体合力。其实,前述经济法的制度建构、立法升级,都涉及立法统合问题,这是经济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需關注的重要问题。

  綜上,上述經濟法制度建構、立法升級、規範協調方面的三類法治問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且都涉及“合法性”問題。無論從法制統一,還是立法的上下、左右、前後協調的角度,經濟法的立法都應遵循法治的基本原理和原則,符合憲法和基本法律(特別是《立法法》)的相關要求,同時,也要兼顧國家利益、社會公益和私人利益,體現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要求,這是真正提升經濟法立法質量之樞機,也是落實法治理念之關鍵。

  與此同時,經濟法的立法還應具有“合理性”,符合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特別是經濟規律的要求。只有體現、遵循相關規律,經濟法才能成爲持續有效發揮作用的良法。其中,對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直接關乎能否有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以及能否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經濟法各類具體制度的構建,以及現代市場體系和現代經濟體制的完善,可謂至爲重要。爲此,我國在相關經濟法的立法中,專門強調要遵循相關經濟規律。例如,《價格法》就規定價格的制定應符合價值規律。其實,即使許多立法沒有明文規定要體現哪類經濟規律,也都是對相關規律的法律轉化和具體落實。

  此外,經濟法立法的合理性,還體現爲基于現實的差異性,在兼顧和均衡保護各類主體利益的過程中,保障實質公平,實現分配正義和發展正義。爲此,經濟法的立法尤其要考慮各類主體的能力差異,其中,對財政汲取能力與財政承受能力、稅收征收能力與納稅能力、金融調控能力與金融監管能力、金融服務能力與市場融資能力、市場競爭能力與市場規制能力、市場消費能力與消費保護能力的權衡和考量,以及對弱勢群體(如小微企業、消費者)的傾斜性保護,都有助于增進經濟法立法的合理性。

  總之,上述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直接影響相關立法的“包容性”和正當性,影響各類經濟法制度能否成爲良法,因此,從立法維度提煉法治理論,應充分考慮立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要求,這是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重要基礎。

  (三)從立法維度提煉法治理論

  从立法维度看,上述从“法”与“良法”维度探讨的各类法治问题,对于经济法的立法完善尤为重要。其中,从“什么是法”的角度,需關注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经济法与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关系,明晰经济法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要研究经济法与改革、经济法与发展等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及政府与市场、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等关系的法律协调。此外,从“什么是良法”的角度,应關注经济法的制度建构、立法升级与规范协调,并对各类经济法立法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着重考察经济法的立法能否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而不断提升经济法制度的包容性,使其成为真正的良法,实现经济法领域的良法之治。

  基于上述分析,在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过程中,应参酌一般的“立法理论”,關注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权分配、立法体系构建、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融入经济法的特殊性,提炼“经济法的立法理论”。该理论不仅应關注经济法的立改废释等基本问题,还要研究贯穿经济法立法的发展理念和多元价值,探寻如何遵循经济规律和立法规律,切实做到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从而在法治框架下推动经济法的制度改进,促进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此外,立法的重要目標是制定“好的法”,因而基于上述“立法理論”,還應進一步從構建良法”的視角,提出更爲具體的“法律優化理論”。首先,按照法治原則的要求,經濟法的立法應具有合法性,滿足合憲性以及立法正當性的要求。爲此,經濟法立法從實體到程序都應正當、合法,不能與上位法相沖突;同時,其立法目標與相應的調控、規制手段也都要合法,以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切實保障基本人權。其次,經濟法的立法還應具有合理性,能夠有效平衡公平與效率、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等基本價值,充分實現經濟法作爲“發展促進法”“經濟分配法”“風險防控法”“危機對策法”的功能,在實質上保障分配正義和發展正義。只有全面體現上述價值以及相關理念和規律,不斷增進立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才能實現經濟法結構與功能的持續優化。

  总之,从立法维度,应提炼“立法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法律优化理论”,并将其作为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基础。其中,立法理论的研究涉及法治基础、法治价值、法治目标、法治手段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历来在法治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经济法的法治理论,尤其应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和“良法”的维度,關注具体的“法律优化理论”,因为法律能否优化对善治目标的实现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三、構建法治理論的核心問題:守法與善治

  已制定的法律是否被普遍遵守、能否據此實現有效治理,此即“守法與善治”問題,它是構建法治理論的核心問題。盡管通常談及守法,大都強調“全民守法”,但守法更是政府的職責。在經濟法領域,普遍守法既是市場主體、社會公衆的基本義務,更是對立法機關、政府部門和司法系統的嚴格要求。

  守法與善治,事關法律遵從與法律實施效果,都與“治”直接相關。經濟法領域的“治”,同樣可有動靜之分,其中,動態之治是運用經濟法實施的治理,靜態之治是一種“不亂”的狀態,是依經濟法形成的“秩序”。動態之治是手段,靜態之治是經濟法調整力圖實現的目標。例如,運用宏觀調控法對經濟運行的調控,運用市場規制法對市場競爭的規制,即爲動態之治,而由此實現的整體經濟均衡或者“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狀態,則是靜態之治。基于良法應被普遍遵從的法治要求,政府和其他各類主體均需認真遵守經濟法,並且,政府還要更善于依據經濟法實施調控和規制,即應當更“善于治”。

  隨著立法的不斷完善,守法與善治將成爲法治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由于在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的實施過程中,政府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因而其能否守法與實現善治更爲關鍵,在此關鍵基礎上提煉法治理論,會更有助于揭示和解決經濟法運行中的突出法治問題,並不斷提升經濟法治水平。爲此,下面著重研討政府的守法與善治問題。

  (一)政府的守法與善治是關鍵

  守法與善治密切關聯,沒有各類主體的守法,就沒有法治,也不可能有善治。基于系統思維和法治思維,法定原則不僅適用于立法環節,也適用于法律實施環節。因此,無論是擁有調控權和規制權的政府部門,還是相關司法機構,都應遵守法律,依法辦事,而不能超越職權、濫用職權,只有廣義的政府切實守法,才可能在經濟法的執法和司法過程中實現有效治理的善治目標。

  1、對政府守法的特別強調

  經濟法是治國之法,對于國家的經濟治理可謂舉足輕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與國民、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等各類重要關系,都離不開經濟法的有效調整。只有各類主體在法治框架下嚴格守法,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秩序;同時,基于政府在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方面的主導地位,只有政府模範遵守經濟法,善于運用經濟法實施治理,才可能實現“善治”。因此,對政府守法需作如下特別強調:

  首先,政府應按法定職權依法調制。基于職權法定原則,在經濟憲法對政府機構進行經濟分權的基礎上,經濟法的體制法需具體分配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職權,並由此確立國家經濟管理體制的基本框架。因此,作爲經濟法主體的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都應依法定的經濟職權和經濟職責,依法定程序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不得越權、濫用權力,也不得棄權。各級政府切實遵守經濟法,善于依法進行調控和規制,是有效實現經濟治理和法治經濟目標的基本保障。

  其次,政府要依法推動國家經濟職能的實現。現代國家的重要經濟職能,是依法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維護和保障公共利益,爲此,政府應基于經濟憲法的規定和精神,通過經濟法的有效實施,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全面推進現代經濟體制和現代市場體系的確立,爲構建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提供制度支撐和保障。在此過程中,政府應在法治框架下,綜合運用各類經濟法制度,切實平衡效率與公平、自由與秩序、安全與發展等諸多價值目標,推動國家經濟職能的全面實現。

  最後,政府必須真正依法辦事。依法辦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依法”首先是強調政府要遵守法律,這對于經濟法的有效實施非常重要。例如,在稅法的實施過程中,就存在著稅法規範未被嚴格執行等諸多問題,其中,征稅機關僅在名義上重視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實施過程中不依據法定稅率或法定規則征稅的情況屢見不鮮,爲完成稅收目標或收入任務而罔顧法律規定的問題亦非個例。由此導致的不確定性不僅嚴重影響市場主體的稅法預期和稅收利益,也會對稅收秩序、征納關系産生負面影響。又如,在市場規制法領域,市場監管部門的反壟斷或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存在的不確定性,同樣會影響市場主體的合理預期,並對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産生負面影響。因此,政府只有切實依法辦事,嚴格遵守法定規則,才能緩解經濟法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問題,以體現法治原則的要求。

  總之,對政府守法應特別強調,只有政府嚴格遵守經濟法,真正做到依法辦事,才能充分保障市場主體的信賴利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切實解決法律實施中的問題,並在此基礎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的關系,從而實現經濟法領域的“善治”。

  2、政府應“善于”依法治理

  政府不僅需帶頭遵守經濟法,還應基于最大的“善意”,善于運用經濟法實施治理,只有其“善于治”,方能實現“善治”。政府是否善于治理,與其認知能力、法律意識、執法水平等密切相關。我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轉型爲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相對較短,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規制方面的經驗尚需積累,面對日益複雜的市場經濟活動,特別是市場化、信息化、國際化帶來的大量棘手問題,政府能否在經濟法的執法活動中秉持基本的法治原則,有效應對各類複雜問題,一直面臨著巨大考驗。爲此,政府至少應在如下方面更善于依法治理:

  首先,政府應善于依法防範和化解風險。針對風險社會日益積聚的各類風險和不確定性,在風險防控或危機化解方面,應始終堅持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例如,在當代風險社會和信息社會,通過建立經濟法上的信息披露、信息公開、信息報送、信息交換等各類信息制度,來防控相關領域的風險,是進行經濟治理的有效手段。政府只有善于運用信息技術、信息規制工具,才能更好地防範和化解相關風險,並由此實現善治。爲此,應在法治框架下,建立各類風險防控制度和信息規制制度,並把兩類制度結合起來,同時,還應通過信息技術的有效運用,不斷賦能經濟治理,提升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能力,增進經濟法的調整實效。

  其次,政府應善于在法定空間內靈活規制。經濟法的許多規定較爲原則,而現實的經濟活動卻變化萬千,因此,政府應善于在法治框架下和法定空間內進行適當的法律解釋,對各類變動不居的經濟行爲實施靈活、有效的規制。當然,政府要處理好法律解釋與原初立法的關系,結合制度現狀與未來發展,以及市場化、信息化、國際化的時代要求,遵循相關解釋規則,降低法律實施的不確定性,增強各類主體的可預見性,以實現法律系統整體功效的最大化。

  最後,政府應善于依法推動“多元共治”。在經濟法的實施過程中,以政府爲一方的調制主體固然重要,但市場主體等各類調制受體的作用亦不可替代,因而需要引入“多元共治”。政府只有善于引導各類主體廣泛參與治理,在此過程中充分尊重其權利並保障其合法利益,才能使經濟法得到普遍遵守;而較高的經濟法遵從度,更有助于實現善治的目標。其實,無論是數字經濟下的各類平台,還是消費者協會、各産業領域的行業協會等,都可以在經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政府善于引入多元共治,也有助于彌補其自身調制能力之不足。

  總之,政府應在法治的框架下全面守法,善于解決當代風險社會、信息社會存在的諸多“複雜性問題”,善于運用法律解釋和多元共治等手段,克服面對複雜局面無力作爲的問題,不斷提升經濟治理的水平,從而持續實現善治的目標。

  (二)守法與善治的法治理論提煉

  普遍守法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廣義的守法是在經濟法的法治體系的各個環節和層面,所有主體都要遵守法律,而不限于狹義的守法環節。據此,不僅前述的社會公衆、政府部門、司法機關要守法,立法機關在立法活動中也必須守法,尤其要遵守《立法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做到“依法立法”,這對于在經濟法領域全面落實法定原則,解決突出的授權立法等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爲此,有必要提煉“法律遵從理論”,並將其納入經濟法的法治理論。

  此外,推动经济法领域的普遍守法或称法律的普遍遵从,有助于保障公平和提高效率,解决经济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并进而形成良好的“经济法秩序”。从整体上看,经济法调整所欲实现的善治,是一种“好的秩序”,它是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有效实施形成的有序状态,具体体现为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秩序和微观市场秩序。对经济法的普遍遵从,有助于均衡保护各类主体利益,防止经济系统持续出现“熵增”或“失序”的状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秩序。基于对上述秩序的關注和考量,可以提炼“法律秩序理论”,并将其作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在经济法领域,每个部门法都非常重视秩序问题。例如,财政法、税法、金融法、竞争法就分别将财政秩序、税收秩序、金融秩序、竞争秩序作为其關注的重点问题。同时,在各类经济法的具体立法中,都有对秩序的专门规定。例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法》《广告法》等法律的立法宗旨中,对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等都有特别规定,以充分体现秩序的价值,并使其成为经济法的重要调整目标。

  上述具体立法中对秩序价值的强调,与我国相关经济宪法条款(如宪法第十五条)有关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是一致的。在市场规制法的具体立法中,有关“社会经济秩序”“市场秩序”的规定更多;而在宏观调控法的具体立法中,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稳健运行”的规定更多。上述规定从不同层面体现了经济法对秩序价值的追求,因此,通过经济法的调整,促进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微观市场的有序发展,是经济法的法律秩序理论应關注的核心问题。

  总之,从广义的守法的角度,可以提炼“法律遵从理论”。该理论既要研究一般意义的市场主体或社会公众对经济法的奉行问题,也要讨论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的遵守问题;它不限于狭义的守法环节,还要贯穿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诸多环节,因而跨度更大,更能在整体上体现法治(rule of law)的精神。此外,从善治的角度,可以提炼“法律秩序理论”,该理论既要關注经济法的调整目标,也要關注其调整手段和调整结果,它侧重于从秩序价值的视角把握整体经济法的调整。另外,由于法律遵从与法律秩序都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因此,相应的法律遵从理论与法律秩序理论亦应成为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经济法的法治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随着经济法理论的不断发展,上述两类理论将成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研究重点。

  四、結論

  鉴于学界对经济法的法治理论尚缺少系统研究,本文基于“法”与“治”两个维度,从更为具体的良法与善治的视角,结合经济法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法治问题,提出了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应關注的主要理论类型。本文认为,在构成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诸多具体理论中,从明晰和界定“法”与“良法”的角度,应提炼“立法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法律优化理论”,并将其作为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基础;从强调守法与善治的角度,应提炼“法律遵从理论”和“法律秩序理论”,它们是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核心和关键。

  对于法治理论的构建,可以从不同维度展开。例如,从法治体系构成环节的维度,可以分别提炼立法理论、执法理论、司法理论、守法理论等。本文着重从“法治双维”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良法与善治的维度展开研讨,更關注法律优化理论(与良法相对应)、法律遵从理论和法律秩序理论(与善治相对应),它们与按照法治体系构成环节所提炼的理论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其中,法律遵从理论、法律秩序理论都贯通适用于法治体系的多个环节,因而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在明確分析框架或分析維度的基礎上,結合經濟法運行中存在的法治問題,挖掘其中蘊含的相關理論和原理,是構建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基本路徑。依循該路徑,既可探尋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的特殊性,又能發現其與一般法治理論的共性。依托于上述的共性和個性,可以在吸納傳統法治理論優秀成果和合理因素的基礎上,不斷拓展經濟法的法治理論研究,並在“繼承與發展”中實現理論的揚棄。

  据此,经济法的法治理论的构建,需要關注法治理论的一般问题,包括法治理念、法治价值、法治目标、法治手段、法治运行、法治实效等,并应当探讨法的稳定性与变易性、确定性与模糊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既应结合经济法的特殊性和经济法治的特殊问题,深化经济法的立法理论特别是法律优化理论的研究,以促进经济法从“法”到“良法”的发展,从而提升立法质量和法治水平,还应结合政府在守法与善治方面的重要地位和突出问题,推进法律遵从理论、法律秩序理论的研究。由此构建经济法的法治理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经济法的运行论,深化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规范论的研究,并为整体法学的法治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部门法理论支撑,还可为经济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因而对经济法学乃至整体法学的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