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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軍:保障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亟須制度創新

  文章來源:本文发表于《法治日报》2021年1月13日 

  最近几天,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猝死的事件,引发社会各界高度關注。舆论聚焦的问题有二:首先,采取众包模式的外卖员与用工平台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劳动关系,平台对为其服务的外卖员究竟需要承担何种责任;其次,外卖员每日首单被扣3元钱用来购买保险,平台是否足额购买,相应的保险能否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饿了么回应称,对不幸身故的外卖员给予60萬元的撫恤金,並且承諾進一步完善商業保險機制,提高保障力度。任何一個生命的逝去總是令人感到悲傷,針對個案的回應以及增加了300倍的撫恤金(先前餓了麽只同意給2000元),讓人感到稍許安慰。但對這一問題的追問和思考不應停留于個案。因爲個案反映出來的恰恰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伴隨著平台經濟的興起,傳統的勞動力資源配置模式發生深刻變化。零工經濟日益發展壯大,甚至有可能成爲主流用工模式,而勞動者固定地從屬于某一企業的傳統用工模式的比例逐年下降。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0)》,我國目前爲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約7800萬人,外賣員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外賣員中,采取衆包模式的外賣員比例達到43.85%,而無論是專包還是衆包,89.6%的外賣員聲稱從事外賣配送工作是其唯一的收入來源。

  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的社會生活已然發生巨變。當我們提出“衆包模式之下的外賣員與平台之間是否爲勞動關系”這一問題時,現實已經超出了我們在提問時所預設的前提。嚴格來說,的確不能用傳統的勞動關系去簡單套用基于平台經濟而發展出來的零工經濟,因爲二者之間的確存在顯著差別:零工經濟之下的勞動者非固定地從屬于某個單一用工者,而是非常靈活地服務于多個用工主體,並且在勞務提供方面,享有較大自主決定空間。

  但問題在于,我國現有的關于勞動者的各種保障體制,基本上都以勞動關系的建立作爲前提。因此否認用工平台與以衆包模式提供勞務的外賣員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其實就相當于否認了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獲得社會保障的有效渠道,這顯然是有問題的。餓了麽平台的外賣員猝死事件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個案。保障新就業形態中勞動者權益的一個可能思路,就是走向更爲廣泛的社會化保險機制。對此,國務院辦公廳在2019年8月出台的《關于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有關科學界定平台責任部分提到,明確界定平台經營者在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的相應責任……鼓勵平台通過購買保險産品分散風險,更好保障各方權益。”

  關于社會化保險機制在落實過程中的具體情況,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發布的《新業態從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北京地區網約配送員職業傷害調查報告》指出,目前各平台企業主要通過意外事故商業保險來應對職業傷害風險,這種商業保險的繳費主體是勞動者,同時存在覆蓋面窄、理賠率低、保障水平不足問題,難以充分解決新業態從業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問題。這一報告所揭示的問題,在餓了麽平台外賣員猝死事件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外賣員每天被扣3元錢服務費,實際用于繳納保險費的只有1.06元,以至于身故之後只能獲得3萬元的保險金。這種現狀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一種良善的制度安排。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仍然在于制度创新。传统的以劳动关系为前提的保障制度,应该基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向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者延伸。广东省刚刚出台的《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就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人员纳入到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中。这里的新业态从业者就包括了提供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劳务的劳动者。这是一种值得關注的制度创新尝试。

  保障新就業形態中的勞動者權益所需要的制度創新,還包括對實際用工平台所需承擔的主體責任的穿透式定性。如果允許平台通過層層法律關系的包裹,使得新就業形態中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與平台完全脫鈎,顯然是不合適的。爲此必須基于責、權、利相一致的原則,來合理配置平台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主體責任。另外,國家也需要推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職業傷害社會化保險機制,以覆蓋更爲多樣的勞動者群體。